耶鲁教授：中国的家长都是权威型，但不是他们的错！
中国父母是很典型的权威型父母，他们的做法都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实际上是教育制度导致了这种育儿方式。
教育和教养风格没严格好坏之分，更没有标准答案，我建议尝试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严格，但不要太严酷。
如果你想学计算机，现在的中国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如果你想学习经济学，可以去美国。
带着两个困惑，
我想约这位耶鲁教授聊聊
这些年来，对于教育，我一直有两个困惑：
其一，我发现，世界各地的教育，其实都不一样，我们到底可以借鉴哪些？
比如，美国大学是申请制的，法国大学是不排名的，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芬兰的孩子是不考试的……很多国家的老师是自己选教材、做教案的，是没有学位房的、没有小升初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有哪些教育的方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又有哪些教育的方式，是我们无法借鉴的？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最好的教育方式？
其二，教育的改变，远远落后于科技的发展，为什么不去重视、不去推进？
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可大多数的教育，还停留在20年前、50年前，甚至100年前的理念和方式中；现在社会变化之快，让学校的教材和教学都跟不上趟，学校里学的无法在社会中应用，往往是还没出校门就已经过时了。
可是，我们的行动能力却很差。
很多国家的精英们，包括著名大学的校长、教授，一边在埋怨着现有教育的落后，一边仍然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进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去适应现有的教育。
教育，对于这个世界的重要性，对于每个家庭的重要性，应该远远超过一半；但是，现实的情况，绝大多数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正如全球平均投入占GDP的份额一样，只有可怜的不足5%。
所以，当得知耶鲁经济学家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带着新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来北京后，我特意让同事约了时间，能够和他好好聊一聊。
爱、金钱和孩子，
两位世界级经济学家发现了什么？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和他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文版。
齐利博蒂和他的搭档，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一起进行了“教育和经济的内在联系”的研究。他们发现：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并且成才，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每位父母做法又大相径庭。
表现得比较典型的：中美算一派，北欧算另一派。
中美的父母们常常奔波于学区房，培养孩子参与课外活动、增强领导力，乃至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进行严密的胎教训练，希望将孩子培养成未来的“成功”人士；相比之下，拥有漫长冬夜的北欧地区，父母们并未表现出育儿的焦虑，反而随性佛系地让孩子“自由生长”。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两个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专业的调查、分析。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跨越了时间与空间，他们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
当然，研究的目的，就是期待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我对齐利博蒂的研究很感兴趣，还因为有几个点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是权威顶级的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务实的经济工作者，2016年担任过欧洲经济协会主席；
他非常重视教育，他有多个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对现实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他很了解中国，经常到访中国，中国经济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他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曾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而我最想和齐利博蒂教授一起探讨的，就是他的这些研究，对于中国的家长，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怎样解释中国的家庭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中国家长自己拼教育资源，孩子拼考试成绩，会有效吗？他们如此投入教育合理吗？还有，是否能指出一些中国家长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教育方式？
中国父母是典型的权威型父母
是社会、教育、经济条件决定的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演讲现场。
白滔滔：70、8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成长，没有培训班和兴趣班，也没人督促我们做作业。可是，我们成为父母之后，却给孩子报满了各种班，严格监督写作业……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这是为什么呢？
齐利博蒂：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70年代时，拥有或没有大学学位，收入之间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于是，人们普遍选择“宽容育儿”。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加剧，特别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宽容教育也渐渐被“直升机父母”（指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干预其生活的父母，因为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故名）所取代。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父母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呈明显上升趋势。
例如，2012年美国父母平均每周花费在育儿（与孩子交流、玩耍，辅导孩子功课等等）上的时间约为8.5小时，相对于1976年增长了约3.5倍。同期，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和英国的父母也加大了对孩子的照顾力度。
此外，大量经验和事实表明，“直升机育儿”、“铲雪车父母”、“虎妈”等密集型、高强度育儿方式，在过去30多年中变得日益普遍。在这些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模式下，父母不仅是孩子的监督者和保护者，还深度介入孩子的学校生活、娱乐活动以及交友恋爱。
这些证据似乎表明我们正走向“过度育儿”时代。
然而，事实并非都是如此。
我们四个（两位作者及妻子），成长于四个不同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我们发现即便在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育儿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孩子从小就要面临很强的竞争压力，父母为孩子的教育、升学操碎了心。相反，在瑞典、瑞士等国家，父母并不会过度干预孩子成长，他们会给予孩子更多自由空间。
白滔滔：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齐利博蒂：这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激励机制造成的。
这里面要先明确三个问题：
1、父母的目标是什么？
2、实现最优目标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3、如果父母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发生改变，他们的行为决策会如何变化？
从不同国家来看，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更偏向于采取权威型育儿方式，而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北欧国家）更倾向于采取放任型育儿方式。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让世界各地的父母选择他们认为对孩子最重要的品质。根据父母的选择，我们将选择“服从”的父母定义为专制型，选择“努力”的父母定义为权威型，选择“想象力和独立性”的父母定义为放任型。
研究发现，有90%的中国父母认为努力是对孩子最重要的品质，只有23%的父母认为想象力和独立性是孩子最重要的品质。在俄罗斯、美国等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的国家，呈现出与中国相似的特征。
而在北欧的瑞典，仅有10%的父母认为努力更重要，有60%的父母更加看重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
这也表明，中国父母是很典型的权威型父母。
当然，教育回报的差异对育儿方式的影响尤为突出。
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国家（如中国、美国等国）越倾向于采取权威型育儿方式，而教育回报率越低的国家（如瑞典、挪威等国）更偏向于放任型育儿方式。
教育不平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和美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名校，孩子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进而走向通往成功的道路。
因此，父母会更多地介入孩子的学校教育，在学业上给孩子施加更大的压力。
相较而言，在北欧国家，家长们的佛系和学生们的低压力往往源自社会平等，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小，以及不同高中和大学的教学质量比较均衡等因素。
白滔滔：教育资源不平等，这个难题怎么破？有人说，中国人口众多，永远不可能达到北欧那种尊重每个人的教育体系，你怎么看？
齐利博蒂：如果教育系统高度分层，并且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预先决定他们的未来，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无法避免。
这种育儿环境就像军备竞赛一样，只会让所有人高度紧张、混乱。对整个国家来说，这种努力也是被浪费的。
这几乎是一种零和博弈，还会大大阻碍阶层间的流动，加剧不平等。
我认为至少可以一步一步地向更公平靠近。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人们非常痴迷于进入前十或前十五的顶尖学府。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小部分人。所以要达到北欧的程度可能很难。
但可以考虑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设立一所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机构。要改变目前的不平等程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可以重点改善目前薄弱的机构。
中国这些年的成功说明，包括推行教育在内的很多举措是有效的。但我认为，一个前进的社会如果想要更多创新，需要激发更多的创造力、新思想。
现在中国的一个不足，是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比如说高考。大家都花很多年准备着同一件事情。
我也并不是说，高考是错的。高考很重要，它为贫穷家庭提供了机会。考试的确有公平性，但是组织考试的方式可以改进。如果想要开拓新领域、新思想，最好还是多样一些。
当然我也不是说现在中国的父母做错了，他们的做法都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实际上是教育制度导致了这种育儿方式。
中国如果想要培养更多能带来创新创造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经济激励措施需要改变，比如改革教育体制。
白滔滔：权威型父母，放任型父母，哪种对孩子的养育更好呢？
齐利博蒂：我们不希望评判某种家庭教育方式的好坏，育儿方式的选择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
经济学里有“权衡”(trade-off)这一概念。育儿模式不是非黑即白，每种方式都有利弊，区别在于方案的施加力度。不管父母采取何种方式，其初衷都是尽其所能让孩子生活得更好。
教育和教养风格没严格好坏之分，更没有标准答案。
我会建议尝试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严格，但不要太严酷、不要大吼大叫。
其实每位家长都比专家要更了解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我相信孩子是可以又快乐又优秀的。
白滔滔：那你认为现在美国教育体系问题在哪里，可以怎样改进？
齐利博蒂：我认为（美国教育）应该做出重大改进。
美国和中国很相似，大家都想上常春藤名校。
我觉得这太不平等了，应该有更多州立优质大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
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就很好，为加州的创新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认为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尤其是没有接受足够好的教育。
出生在富裕的地区比出生在贫穷的地区更重要。
在我居住的城市，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我们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耶鲁大学）。
但我们也有非常贫困的社区。我们看到许多人的收入非常低。
为这些人提供一个通过教育取得进步的途径，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使命。
如果一个中国家庭不差钱
该怎样选择孩子的教育？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与白滔滔对谈。
白滔滔：中美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上投入很多，您认为，他们从中受益了吗？
齐利博蒂：总的来说，这两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都很高，这种情况在未来还将持续。
考虑到人工智能的作用，将在未来几年减少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平等。
所以，那些在学校或大学里取得成功的人，会事业有成。另一些人则获得较少的收益。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们如此痴迷于攀上顶峰。
在一个社会里，身处顶层是非常重要的。家庭可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也有代价。其中一部分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孩子们所承受的压力问题。
事实是，一个人如此专注于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可能是以牺牲他们自己的独立性和想象力为代价的，因为花太多的时间专注于这些事情。
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乐趣。
现在，如果你建立一个系统，让孩子们（每天）学习十五六个小时，而家长们必须在这个单一目标上，花费如此多的资源，这可能也会给孩子们带来负面影响。
白滔滔：中美教育体系下的孩子，和北欧教育体系下的孩子，教育的结果会有不同吗？
齐利博蒂：是的，它们是不同的。但很难得出一个谁好谁坏的结论。
美国和现在的中国创建了一套非常有效的精英教育。在美国，麻省理工、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中心，也是高质量教育的中心。
在中国，类似的有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地方在某些方面甚至取代了西方，比如计算机编程方面，中国是有优势的。欧洲在这方面有点落后。
但也有一个事实，（欧洲把）良好的教育机会提供给大量人。
我自己就是在我家乡的一所公立大学学习，这让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让我能够从事一份积极的事业，一份美好的事业。因此，围绕不同原则组织社会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美国也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欧洲则是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我认为在未来，既要有从事顶级研究的教育机构，也要有一个广泛的基础教育体系，让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两件事都很重要。
白滔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每个国家根据它的经济都会有适应它的教育体系？那么，欧洲教育培养的学生，能适应美国的工作吗？
齐利博蒂：在瑞典，人们更担心不平等，所以他们建立了减少不平等的制度。
在美国，人们更多地认为应该留给个人来承担，不应该有太多的国家干预，通常这证明了社会对穷人的帮助更少。
我是在欧洲接受教育，后来搬到了美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可能迁移的。
我想说的是，家长是根据他们在不同社会中所面临的激励因素来行事以便适应环境，这就是我在书中强调的，人是可以迁移的。
白滔滔：很多中国的家长会很期待孩子能够上美国的藤校，称之为“爬藤”，你觉得藤校毕业后回带来很好的回报吗？
齐利博蒂：有些情况是值得的，有些情况则不是。
我认为，它对于思想的流动非常重要，可以创造出在此之前相隔很远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交流。
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我带领过许多中国学生，这都是很好的体验，我希望他们也能从中受益。
从经济角度来说，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人在美国学习比在北大或清华获得多少回报的具体证据。所以我不能说这项投资的经济价值。
白滔滔：如果一个中国家庭不差钱，该怎样选择孩子的教育？
齐利博蒂：我认为学科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国际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从学科维度看，我认为一些最好的中国大学可以提供很好的教育机会。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现在的中国，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但是，如果你想学习经济学，也许中国和美国最好的大学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同样，从国际化维度看，在欧洲或美国学习的好处是开阔了视野，让年轻人与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接触。这些都是好处。
所以，如果一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并且有机会出国学习，那么，除了金钱上的好处，还有其他的好处。
白滔滔：中国的家长这么付出，这么竞争，造成了巨大的焦虑，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齐利博蒂：当然，个人行为的理性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反而可能是一种资源浪费。
像中国的家长，虽然每个人都在尽力为孩子做到最好，都在鞭策孩子在高考中取得成功，但是社会本身如果能按照多种不同的原则来组织，父母可能就没这么焦虑。
如果教育不只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多发现孩子的个性。
很多父母总是在纠结，我这么做是不是错了？我为孩子做到最好了吗？我们的书也很适合父母们阅读，通过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焦虑，让他们宽慰自己。
另外，这本书也能让大家认识到：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只有高考成功才重要，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这样，父母也许能放松一点，“推娃”推得不这么狠。
小学对我很重要
女儿在学习物理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和家人合影。
白滔滔：你自己的教育路径是怎样的？
齐利博蒂：我的家乡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我是在家乡的郊区上的小学，那里并不特别富裕。
然后我就在博洛尼亚上了大学，出于兴趣我开始学历史，后转向经济学。再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在经济学领域的工作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我在几个欧洲国家工作过，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还有英国的伦敦，最后我到了美国的耶鲁大学。
白滔滔：哪一个阶段的教育，对你的人生影响最大？
齐利博蒂：也许是小学吧。小学是非常重要的，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还有初中。
第一阶段的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的老师能激励学生，虽然我不是在一个特别富裕的地区，我的许多同学都不是特别有天赋。
但这些老师对（有天赋的和没有的）学生都非常有责任感，帮助弱一些的，鼓励那些做得好的。
我深深地记得那些年。
白滔滔：你是那种类型的家长呢？你是怎么规划的孩子的教育路径的？
齐利博蒂：人们通常都是在各种类别之间的。
我的父母可能是放任型加上一点权威型。但我自己作为父亲可能是更多的权威型加上一点放任型。
我女儿现在已二十岁了。我们搬过了很多国家，所以女儿也换过很多学校，也不得不学习新的语言。
如今，她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她也能熟练使用法语，还记得早期学过的瑞典语。她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恰好出生在促进多语言学习的理想环境中。
她小时候，你要是问她，她可能觉得我是个很严格的爸爸。但你要是问我，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还挺放任型的。
和很多中国家长比，我觉得我不严格。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在瑞典、瑞士长大，在这些地方，推娃的激励并不强。
但是我必须承认，她三四岁的时候，我们鼓励她学音乐，我妻子非常喜欢音乐，她拉小提琴，弹钢琴，也学习过笛子。
我们也强调成绩好的重要性。我女儿出生在瑞典，然后我们搬到瑞士的德语区。这就有了很多新的挑战。我们非常支持她，因为我们知道这对她来说很难。
她在瑞士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学生能通过。我们采取一种鼓励和推动相结合的方式，结果她做得很好。
我曾经想过也许她想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像我一样的经济学家。
但她说“才不要，我不想当经济学家”，她现在正在学习物理。
附：本文参考了《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的内容，以及齐利博蒂在北京耶鲁中心、上海复旦大学的公开演讲内容以及出版社提供的相关资料、图片、相关报道等等，特此说明并致谢。
白滔滔：童书妈妈联合创始人。学机械、转经济，自学写作进入媒体，历经新周刊、南方报业，后创业从事数字出版。著及编著有《我手机》《十三亿》《西方教育三千年》《西方童诗300首》等。喜欢钻研教育思想，开发写作课程，和读书会家长孩子交流。同时，担任北京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致力乡村幼师等项目。他还是每天穿得很酷去接送女儿的爸爸，是女儿小丸子眼中永不断电的故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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